谭其骧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
谭其骧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
谭其骧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谭其骧(1911—1992年(nián)),中国(zhōngguó)历史地理学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1934年,受严重民族和边疆危机刺激,他与顾颉刚(gùjiégāng)共同发起成立“禹贡(yǔgòng)学会”,提出将(jiāng)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科学意义上(shàng)的历史地理。1955年,他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历30余年,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他还承担(chéngdān)多项国家重要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既产出成果,又培养人才,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由此建立。
开创历史政区(zhèngqū)地理研究新范式
传统沿革地理较科学意义上的(de)历史地理,在研究(yánjiū)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有不足。要实现禹贡学会提出的从沿革地理转到历史地理的学术目标,需要地理学(dìlǐxué)的科学方法,但学会会员(huìyuán)多缺乏地理学专业训练,实际研究工作与传统沿革地理几无差别。实质性转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侯仁之主攻城市、沙漠,史念海主攻交通、经济以及黄土高原环境变迁(biànqiān),积极拓展新研究领域;谭其骧(tánqíxiāng)主攻的历代疆域政区,是沿革地理的核心内容,他(tā)着力提升研究精度,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1955年,为完成毛泽东同志交办任务而成立的“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yángshǒujìng)地图工作(gōngzuò)委员会”,借调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图工作。原设想对杨图本身不作过多修改,仅将底图由杨图所用(suǒyòng)的清代地图改成现代地图。但工作一铺开,谭其骧就发现这一(zhèyī)想法从学术上(shàng)绝不可行(kěxíng)。因为杨图对历代(lìdài)政区的复原太过粗陋,不仅政区范围等颇多疏误,而且同一幅地图上的一些政区设置,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同时存在的。
谭其骧坚持将底图改用今(jīn)地图,重新考证历代政区建置。考虑(kǎolǜ)到历代疆域政区既有时间上的延续,又有空间上的盈缩,一幅地图不可能(kěnéng)将两个维度的变化同时呈现出来,他便以每个朝代和政权疆域的极盛值为准,设定(shèdìng)“标准年”,图面内容以该年实际存在的政区为准,为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开创了新研究范式(fànshì)。
这一新研究范式,一言以蔽之,就是“纵成线、横成面”:在纵向时间轴上(shàng),每个政区的(de)来龙去脉都要一清二楚,串连成线(liánchéngxiàn);在横向的空间轴上,前后左右的政区要能拼合成一个(yígè)完整平面。这就使得历史政区研究真正具有时空两个维度的坐标轴,逐年连贯起来(liánguànqǐlái),就能看出立体的连续变化。这是之前沿革地理研究难以做到的。
因为要反映历代疆域政区变化大势,谭其骧只给每个朝代设立一个标准(biāozhǔn)年(时间长(zhǎng)、疆域前后变化大的唐代才设两个)。之后,他指导学生将(jiāng)此研究继续延伸,复原出一些(yīxiē)朝代内部疆域政区的逐年变化。可以说,截至目前(mùqián),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数据提取的精度标准,是由谭其骧确立的。
提出“历史(lìshǐ)上的中国”理论
在对杨图“重编(zhòngbiān)改绘”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wèntí)是:杨图阙如的清代地图是否(shìfǒu)要(yào)补画?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既然清代地图要补画,那么杨图缺画的边疆地区地图要不要画?由于谭其骧的坚持,从1963年起(qǐ),“重编改绘”工作突破杨图的空间范围,发展成为编绘一套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里面牵涉一个重大理论(lǐlùn)问题:如何定义“历史上的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zhōngguó)历代王朝(wángcháo)的疆域范围(fànwéi)变化很大,而且历代对于“中国”的认知各异。谭其骧认为(rènwéi),“我们(wǒmen)(wǒmen)是(shì)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历史(lìshǐ)上(shàng)的中国”。因此(yīncǐ)他主张“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即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在此范围内,既有中原王朝,也有边疆民族政权,虽然彼此和战不常,但随着历史发展,总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及至17、18世纪,清朝完成统一任务(rènwù),并稳定和巩固下来,此即“自然形成”的历史底蕴。至于现代的中国疆域,是在中华民族反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lièqiáng)侵略中形成的,而非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范围,故不能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
这一理论为涉及历史(lìshǐ)时期“中国(zhōngguó)”概念的(de)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例如,历史上的跨境政权,究竟是否算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政权?以谭其(qí)骧(tánqíxiāng)的理论衡之,如果其政治中心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内,连同其所有辖区都算当时中国的一部分;若其政治中心在上述范围外,就是境外政权,连同其辖区都算外国。
谭其骧一生(yīshēng)治学严谨,务实求真,对待学术事业(shìyè)“锲而不舍,终身以之”。他提出的“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堪称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对维护国家主权和(hé)领土完整、铸牢(zhùláo)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jiàoshòu))
来源(láiyuán):北京日报客户端
谭其骧(1911—1992年(nián)),中国(zhōngguó)历史地理学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1934年,受严重民族和边疆危机刺激,他与顾颉刚(gùjiégāng)共同发起成立“禹贡(yǔgòng)学会”,提出将(jiāng)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科学意义上(shàng)的历史地理。1955年,他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历30余年,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他还承担(chéngdān)多项国家重要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既产出成果,又培养人才,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由此建立。
开创历史政区(zhèngqū)地理研究新范式
传统沿革地理较科学意义上的(de)历史地理,在研究(yánjiū)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有不足。要实现禹贡学会提出的从沿革地理转到历史地理的学术目标,需要地理学(dìlǐxué)的科学方法,但学会会员(huìyuán)多缺乏地理学专业训练,实际研究工作与传统沿革地理几无差别。实质性转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侯仁之主攻城市、沙漠,史念海主攻交通、经济以及黄土高原环境变迁(biànqiān),积极拓展新研究领域;谭其骧(tánqíxiāng)主攻的历代疆域政区,是沿革地理的核心内容,他(tā)着力提升研究精度,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1955年,为完成毛泽东同志交办任务而成立的“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yángshǒujìng)地图工作(gōngzuò)委员会”,借调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图工作。原设想对杨图本身不作过多修改,仅将底图由杨图所用(suǒyòng)的清代地图改成现代地图。但工作一铺开,谭其骧就发现这一(zhèyī)想法从学术上(shàng)绝不可行(kěxíng)。因为杨图对历代(lìdài)政区的复原太过粗陋,不仅政区范围等颇多疏误,而且同一幅地图上的一些政区设置,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同时存在的。
谭其骧坚持将底图改用今(jīn)地图,重新考证历代政区建置。考虑(kǎolǜ)到历代疆域政区既有时间上的延续,又有空间上的盈缩,一幅地图不可能(kěnéng)将两个维度的变化同时呈现出来,他便以每个朝代和政权疆域的极盛值为准,设定(shèdìng)“标准年”,图面内容以该年实际存在的政区为准,为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开创了新研究范式(fànshì)。
这一新研究范式,一言以蔽之,就是“纵成线、横成面”:在纵向时间轴上(shàng),每个政区的(de)来龙去脉都要一清二楚,串连成线(liánchéngxiàn);在横向的空间轴上,前后左右的政区要能拼合成一个(yígè)完整平面。这就使得历史政区研究真正具有时空两个维度的坐标轴,逐年连贯起来(liánguànqǐlái),就能看出立体的连续变化。这是之前沿革地理研究难以做到的。
因为要反映历代疆域政区变化大势,谭其骧只给每个朝代设立一个标准(biāozhǔn)年(时间长(zhǎng)、疆域前后变化大的唐代才设两个)。之后,他指导学生将(jiāng)此研究继续延伸,复原出一些(yīxiē)朝代内部疆域政区的逐年变化。可以说,截至目前(mùqián),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数据提取的精度标准,是由谭其骧确立的。
提出“历史(lìshǐ)上的中国”理论
在对杨图“重编(zhòngbiān)改绘”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wèntí)是:杨图阙如的清代地图是否(shìfǒu)要(yào)补画?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既然清代地图要补画,那么杨图缺画的边疆地区地图要不要画?由于谭其骧的坚持,从1963年起(qǐ),“重编改绘”工作突破杨图的空间范围,发展成为编绘一套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里面牵涉一个重大理论(lǐlùn)问题:如何定义“历史上的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zhōngguó)历代王朝(wángcháo)的疆域范围(fànwéi)变化很大,而且历代对于“中国”的认知各异。谭其骧认为(rènwéi),“我们(wǒmen)(wǒmen)是(shì)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历史(lìshǐ)上(shàng)的中国”。因此(yīncǐ)他主张“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即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在此范围内,既有中原王朝,也有边疆民族政权,虽然彼此和战不常,但随着历史发展,总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及至17、18世纪,清朝完成统一任务(rènwù),并稳定和巩固下来,此即“自然形成”的历史底蕴。至于现代的中国疆域,是在中华民族反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lièqiáng)侵略中形成的,而非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范围,故不能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
这一理论为涉及历史(lìshǐ)时期“中国(zhōngguó)”概念的(de)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例如,历史上的跨境政权,究竟是否算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政权?以谭其(qí)骧(tánqíxiāng)的理论衡之,如果其政治中心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内,连同其所有辖区都算当时中国的一部分;若其政治中心在上述范围外,就是境外政权,连同其辖区都算外国。
谭其骧一生(yīshēng)治学严谨,务实求真,对待学术事业(shìyè)“锲而不舍,终身以之”。他提出的“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堪称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对维护国家主权和(hé)领土完整、铸牢(zhùláo)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jiàoshòu))
来源(láiyuán):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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