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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uòzhě)：陶天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shuòshì)研究生）；虞鑫[（通讯作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bóshìshēng)导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láiyuán)：《青年记者》2025年第4期 本文首先(shǒuxiān)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一体化管理(guǎnlǐ)”进行定位，随后对其概念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 进入新时代以来(yǐlái)，信息技术(xìnxījìshù)迅猛发展，重塑媒体形态、舆论生态、文化业态。面对技术变革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jìnyíb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zhínéng)，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的改革要求，作为(zuòwéi)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如何(rúhé)理解“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以下简称“一体化管理”）的实践意义和理论(lǐlùn)价值(jiàzhí)？本文首先结合近年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政策对“一体化管理”进行(jìnxíng)定位，随后对其概念(gàiniàn)内涵和实践路径进行分析。 《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shèhuìzhǔyì)文化强国，提出(tíchū)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包括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gōngjǐ)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xiàolì)的国际传播体系等。在这一政策语境(yǔjìng)下提出的“一体化管理”，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举措，完成了从(cóng)战略目标到实践路径的深层次推进。 从直接(zhíjiē)文本来看(láikàn)，“一体化管理”首先是健全(jiànquán)网络综合(zōnghé)治理体系的(de)重要一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从“对互联网实行科学管理”的要求发展(fāzhǎn)而来，秉承“建设(jiànshè)网络强国”的使命，强调多(duō)维度、多主体、多目标、多手段的治理过程，反映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的进化[2]。“一体化管理”以整体性思维促进多主体协同，助力互联网治理的系统性谋划、综合性治理、体系化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quánmiàn)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要逐步建立起涵盖领导管理、正(zhèng)能量传播(chuánbō)(chuánbō)、内容管控(kòng)、社会协同、网络法治、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其中，正能量传播和(hé)内容管控已经传达了一体两面的内涵：“正能量传播的实质(shízhì)是正能量内容的生产，而内容管控则是针对违法与不良信息的管制”，二者相互结合交叉和补充，成为当前网络综合治理经验的初步凝练[3]。在此基础上，“一体化管理”强调整合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在党和国家整体统筹之下(zhīxià)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监管，意在明确综合治网职责边界，压实(yāshí)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属地管理和主管主办责任，既从内容生产端发力创新宣传形式，也从传播管理端发力把控舆论全程，最终实现网络空间的全局优化，确保主流价值观在线上线下的统一传播和有效覆盖[4]。 从(cóng)(cóng)时间维度来看，“一体化管理(guǎnlǐ)”与加快建设全(quán)媒体(méitǐ)传播体系的(de)(de)任务相辅相成。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重要运用模式(móshì)[5]，党的政策文件多次强调(qiángdiào)，对于媒体融合，“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一个标准，一体管理”是让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也是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gǎigé)、提升正面宣传质量的必要手段(shǒuduàn)。一方面，作为一个多元主体(zhǔtǐ)共在的复合型生态系统，全媒体传播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主体的集合性”，不同性质、类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6]，因而需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为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7]。这与“一体化管理”的内在(nèizài)逻辑是一致的，“一体化管理”在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对新闻宣传工作机制提出(tíchū)要求，从而能够结合信息化发展成果(chéngguǒ)助力传媒管理创新。另一方面(lìngyìfāngmiàn)，内容建设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核心任务，而网络舆论是传播效果的重要评估依据，能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为解决“好新闻如何(rúhé)传播”的问题提供认知资源，“一体化管理”有利于从思维和认知模式层面深化媒体融合，塑造更深入、更具说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支持。 从宏观格局来看，“一体化管理”最终服务于党的(de)(de)宣传(xuānchuán)思想(sīxiǎng)文化(wénhuà)工作(gōngzuò)(gōngzuò)。在(zài)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8]，并提出“七个着力”作为(wèi)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行动指南。其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着力提升新闻(xīnwén)舆论(yúlùn)传播力引导(yǐndǎo)力影响力公信力(gōngxìnlì)三点，分别是开展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总体方向和实践路径[9]，“一体化管理”承接和贯通这三方面要求，立足实践实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行动指示(zhǐshì)。具体而言，随着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网络空间的舆论传播便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网络舆论传播可以分为“讲什么”和“如何讲”两个方面，前者要求通过(tōngguò)网络综合治理(zōnghézhìlǐ)来把握舆论方向，后者要求通过全媒体传播创新(chuàngxīn)舆论方式[10]，“一体化管理”以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坚持，统筹把握网络舆论传播的方向和方式，将(jiāng)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中，通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qiángguó)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 整体来看，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一体化(yītǐhuà)管理”体现了守正创新的思想(sīxiǎng)方法，承接新时代(shídài)媒体融合发展使命，助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全(quán)媒体传播体系建立健全，为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文化条件。 解析概念内涵(nèihán)及生成原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在讨论如何推进“一体化管理(guǎnlǐ)”之前，应当结合对应的历史和(hé)现实语境，梳理“新闻宣传(xīnwénxuānchuán)”、“网络舆论”、“一体化”这些次级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解析“一体化管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来源，即回答“是什么(shénme)”“为什么”的问题。 首先考察“一体化管理(guǎnlǐ)”作为一项实践的(de)指向对象——“新闻宣传(xuānchuán)”和“网络舆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关系(guānxì)。在(zài)“宣传”“新闻宣传”“舆论”“新闻舆论”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各种话语表达中，这两个概念为何被专门提出，又为何能够并举、合为一体？通过话语分析方法，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常用话语进行历时性考察，可以理解其背后的观念发展变化过程，透视“一体化管理”的理论(lǐlùn)内核。 在中国(zhōngguó)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和(hé)近代史(jìndàishǐ)发展历程双重影响下，中国新闻(xīnwén)传播很长时间以来整体(zhěngtǐ)偏重“宣传”[11]，中国共产党(dǎng)的新闻宣传观念也首先建立在传统鼓动(gǔdòng)宣传的基础上，从而能促进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推动党组织发展壮大[12]。从语言学角度看，“宣传”自(zì)建党以来便是最常出现的政策词汇，而“新闻工作”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语汇出现在重要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始终紧密联系，不过更多的是一种工作理念而非(fēi)语用概念，直到20世纪末，江泽民、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一系列讲话(jiǎnghuà)，“新闻宣传”概念才开始逐渐盛行，成为官方的统一称呼[13]。 改革开放后，理论界逐渐开始从“舆论(yúlùn)(yúlùn)”视角(shìjiǎo)认识新(xīn)闻宣传工作，并通过专门化、自觉化的(de)理论和思想建构，来“协同新闻(xīnwén)宣传与(yǔ)舆论监督这两种不同特性的信息传播形态”[14]。江泽民同志在(zài)中宣部(zhōngxuānbù)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yántǎobān)中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舆论导向”概念(gàiniàn)，此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lǐngdǎojítǐ)的核心新闻思想；在此基础上，2002年(nián)起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舆论引导”作为核心概念来强调，在舆论方向正确性(zhèngquèxìng)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duì)舆论工作的“水平”与“能力”的重视[15]。与此同时，随着21世纪社会转型带来多元社会思潮，互联网平台兴起成为社会言论的新容器和放大器，“网络舆论”“网上(wǎngshàng)舆论”有关的生态学现象和对应概念逐步进入政策制定者(zhìdìngzhě)视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舆论引导工作”逐步被单列出来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新闻舆论”这一概念，指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gègèhuánjié)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过去常用的“新闻宣传工作”变成了“新闻舆论工作”，体现出党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gāodùzhòngshì)。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转型的标志性里程碑。 综观这一过程可以发现(fāxiàn)，随着话语(huàyǔ)使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xīnwén)宣传舆论观念(guānniàn)不断成熟和发展(fāzhǎn)(fāzhǎn)，具体体现为对新闻规律不断探索、对舆论工作越发重视。从“宣传”到“新闻宣传”的发展，是让新闻观念回归本位，承认新闻传播活动有其规律，自觉适应和运用规律做工作；“舆论引导”和“网上舆论”等概念的出现，说明党对受众自身主体性的认识(rènshí)和尊重。从“宣传”到“舆论”的话语变化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互动的理念进化，反映出“自下而上的意见流动视角”，表明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与时俱进(yǔshíjùjìn)的先进特征。 在(zài)这一背景下，“推进新闻(xīnwén)(xīnwén)宣传(xīnwénxuānchuán)与网络舆论(yúlùn)一体化管理”将“新闻宣传”和(hé)“网络舆论”两个(liǎnggè)概念(gàiniàn)并置，首先顺应了党的(de)新闻宣传舆论话语的历史演变趋势，对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和定位，是当前(dāngqián)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立场(lìchǎng)和方法的直接反映。进一步地，前述种种党的新闻宣传舆论观念(guānniàn)之间的内在关系也解释了“一体化管理”的底层逻辑。杨保军认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mǎkèsīzhǔyì)新闻观的核心观念有四个：党性原则观念、人民中心观念、新闻规律观念、正确舆论观念[16]。不难发现，尽管后(hòu)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但四者本质上是统一(tǒngyī)的：“新闻规律观念”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正确舆论观念”是重要的方法论观念，二者通过指导具体实践把“党性原则观念”和“人民中心观念”落到实处；“党性原则观念”和“人民中心观念”经由(jīngyóu)“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论证而不可分割，在党性原则的统领下，新闻的人民性与党领导下的全过程(quánguòchéng)人民民主形成互构关系，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意志的凝聚和统合，从而对“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作出回应[17]。建立在上述这些(zhèxiē)观念内涵基础上、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为内核的“一体化管理”，也就由此具备了深入推进互联网时代公意形成的可能性，这使得(shǐde)它与党的宣传思想保持内在一致并在逻辑上一脉相承，从而能够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 如前所述，将网络舆论①纳入考量是新时代党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rénmínxìng)相统一”的基本立场(lìchǎng)，保证了“一体化管理(guǎnlǐ)”在理论层面的合法性。下面，通过考察网络舆论的发展历程(lìchéng)和(hé)特点，可以进一步明确“一体化管理”提出的现实语境，理解其中包含(bāohán)的问题意识。换言之，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呈现出何种特征和影响，使得“一体化管理”成为深化改革的必要手段？ 按照媒介(méijiè)技术演进过程，网络(wǎngluò)舆论发展历程可以被分为“00”年代(niándài)、“10”年代和“20”年代三个阶段，经历了从(cóng)“网络舆论”到(dào)“网络舆论生态”的(de)认知变化，与“媒介化社会”的建构过程呈现出相似的逻辑。不同的传播技术下舆论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也对舆论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已有不少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主流(zhǔliú)媒体不再是传统模式(chuántǒngmóshì)下强有力的传播主体(zhǔtǐ)，融合转型成为长期任务。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就已出现，随着互联网进入Web2.0阶段，以网络为依托由(yóu)普通民众生成和传播的“民间舆论(yúlùn)场”由弱到强(yóuruòdàoqiáng)，越来越显性化，开始对媒体议程产生(chǎnshēng)影响。在早期“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和“陕西华南虎(huánánhǔ)造假事件”等社会事件中，都是网民先自发形成大范围讨论，随后引来国内传统媒体报道和有关部门调查介入[18]。2011年起，微博(wēibó)、微信和客户端构成的“两微一端”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赋予(fùyǔ)公众“传受合一”的身份，这种与传统模式截然相反的议题生成次序越发常见。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传统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机制(jīzhì)正在被颠覆(diānfù)，技术赋权(fùquán)之下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热点往往先于媒体报道，能够推动媒体关注并调整议题，舆论监督(yúlùnjiāndū)形式也逐渐从媒体监督转为全民监督[19]。对此，主流媒体倘若无法(wúfǎ)及时调整自身定位和传播模式，便很容易在“事件增多、议题拓展、传播主体多样”三重压力下陷入被动状态，甚至落入“塔西佗陷阱”[20]。 第二，网络舆论(yúlùn)(yúlùn)生态越发复杂，治理手段亟须升级。虽然社交(shèjiāo)媒体上公众舆论的(de)(de)(de)生成过程拓展了公众表达权的实现途径，但表达便利与“海量意见”并不等同于舆论的发达[21]。按网络舆论的存在形态来看，互联网空间的潜舆论显化(huà)、显舆论复杂化、行为(wèi)舆论虚拟化，构成“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情绪因素在其中(zhōng)的影响越发突出(tūchū)，原本现实社会中以“清晰的公开意见”为主要形态的舆论难以形成气候，反而导致谣言认同(rèntóng)、网络犬儒主义和民粹式政治等“信任异化”现象[22][23]；按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则来看，互联网“去中心化(zhōngxīnhuà)”的背后往往是自由市场权力规则下的“再中心化”，简单来说(láishuō)即谁拥有的信息最多、谁的信息更能吸引注意，谁便拥有话语权和主导议程的能力[24]。到2020年前后(qiánhòu)，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péngbófāzhǎn)，以算法、算力和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机器”作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多重社交终端和场景的传播中，“技术—平台—政府”三者的博弈更加激烈，数据驱动的“复合型(fùhéxíng)舆论场”渐成气候，网络舆论集成了政府、企业、公众乃至技术、算法等多主体意见，导致“流动性过剩”，越发呈现出分散化、圈层化倾向，打破舆论生态的动态平衡(dòngtàipínghéng)[25]。 这两方面问题对应着我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gōngzuò)的(de)(de)两个面向：一是(shì)从舆论引导的视角出发，对主流(zhǔliú)媒体的环境适应力(shìyìnglì)(lì)、民意反映力、舆论引导力提出要求，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转型(zhuǎnxíng)；二是从舆论治理的视角出发，观照互联网场域内不同主体的话语表达、传播(chuánbō)逻辑、互动关系，探索互联网治理有效模式。二者相辅相成，本质上是统一的。随着技术发展，这两方面工作势必要求进一步贯通和融合，通过体制机制的全方位改革，实现构建网上网下一体(yītǐ)、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任务。“一体化管理”由此承接了“主流舆论场”构建和“复合型舆论场”治理的双重要求，内在地包含了正面(zhèngmiàn)宣传、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网络空间净化等多方面行动内容，成为实现两个面向统一性的具体手段。此时“一体”指的是方法论(fāngfǎlùn)上的一致性，即无论是哪方面的工作内容，都需要(xūyào)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确保执行层面多主体、多手段的协调性，体现(tǐxiàn)了治理思维的综合意义，与习近平总书记(zǒngshūjì)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的综合治网格局两相呼应。 中国互联网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jùyǒu)相当的(de)同构性，正由政府主导的传统管理形式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26]。在此背景下提出的“一体化管理”，当然也(yě)需适应(shìyìng)这一发展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zōnghé)治网格局的论述已经指出了“一体”的总要求和“多元”趋势之间的整体关系，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协同性具体为何、如何能实现，尚(shàng)需要进一步考察。 随着网络社会崛起，“媒介逻辑”超越“事实逻辑”成为(wèi)社会运行的(de)主导性力量，往往要求重构国家、社会、市场等的角色(juésè)和(hé)关系，建立(jiànlì)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协作的模式，以对这种力量进行约束。然而，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逻辑的方案中，有关“多主体共治”的尝试总潜在地包含了“去国家化”的理论立场[27]，并在现实中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当“多主体”上升为某种“主义”，它非但无法解决媒介化政治的根本问题，还导致了全球性的“互联网分裂”（Splinternet）和网络治理的“民主赤字(chìzì)”[28]，严重危害(yánzhòngwēihài)了新闻业的公共性。此时，重新(chóngxīn)引入政府(zhèngfǔ)的力量、将治理权力收归民族国家，反而又(yòu)成为全球性的趋势[29]。 与此不同的(de)(de)(de)(de)(de)是，在中国互联网治理历程中，国家始终处于核心主导地位。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lǐngdǎo)下的制度体系，党的领导贯穿治党(zhìdǎng)与治国的全过程，通过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确保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30]。因而在推进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对新闻宣传和(hé)(hé)网络空间的领导一以贯之，且随着新媒体(méitǐ)环境的发展(fāzhǎn)变化而不断加强。具体(jùtǐ)可以从“党管媒体”和“党管网络”的行动路径中理解这一点：“党管媒体”是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要求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规制确保正确舆论导向。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办的媒体，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dōu)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领导不是“隔靴搔痒式”领导，而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领导，方式可以有区别，但不能让党管媒体的原则被架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géjú)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31]。随着技术发展，这一管理(guǎnlǐ)思路(sīlù)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2013年(nián)，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sānzhōngquánhuì)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同时指出要“重视新型媒介(méijiè)运用和管理”、“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tǐzhì)”，将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紧紧关联(guānlián)在一起[3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陆续出台《互联网新闻信息(xìnxī)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wǎngluòānquán)法》等作为规制手段，重视、发展和治理信息技术成为新闻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2018年，国务院下发(xiàfā)《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指出国家网信办与中央网信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从而理顺网信办和国新办的职能分工(fēngōng)，使前者专注(zhuānzhù)于网络内容监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治理，后者侧重对外宣传和国际舆论引导，进一步确保党对网络空间的领导效能。 不过，不论国家力量是“重新出场”还是“始终在场”，治理理念和(hé)措施都(dōu)需要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地更新，否则(fǒuzé)会(huì)陷入“只有底线思维，没有理论辩论；只讲安全意识，不讲治理方略”的(de)桎梏。换言之，对具体手段和方式的考虑，始终是党的领导(dǎngdelǐngdǎo)下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也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统一性的前提。此时，党的功能定位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既(jì)总揽全局，又不包揽一切，充分发挥其他主体的作用。 因此，如果将中国特色的网络治理(zhìlǐ)模式(shì)概括为“一体多元(duōyuán)模式”：党委和政府居于核心，其他主体居于外围、不同程度参与其中，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构筑的“同心圆”治理结构[33]，那么(nàme)“一体化管理”便是基于这(zhè)一结构提出的创新措施，它在(zài)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上构建“一体”和“多元”关系，实现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两方面工作(gōngzuò)的有效结合(jiéhé)，这意味着在制度上从新闻管理和网络管理“两套班子(bānzi)”进一步转向(zhuǎnxiàng)对互联网(hùliánwǎng)信息传播全过程的“穿透式监管”，把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纳入管理范围，提高党和政府对“同心圆”内不同主体的统筹效能；在理念上明确中国互联网治理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首要目的，从“党管媒体”、“党管网络”的分别行动模式，转变为“党管意识形态”理念下的整体性工作逻辑(luójí)，使各部门、各领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 “一体化管理”的(de)合法性、必要性、有效性，论证了其作为政策概念何以可能，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聚焦现实行动路径，考察(kǎochá)它作为改革方向何以可为。《决定》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quánmiàn)深化改革(shēnhuàgǎigé)的宝贵经验总结为“六个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shǒuzhèng)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这六项原则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布局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此基础上，“一体化管理”的实践方针(fāngzhēn)和实现(shíxiàn)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fāngmiàn)。 第一，以服务党和(hé)人民(rénmín)为(wèi)根本，坚持网络(wǎngluò)群众路线。“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奠定“一体化管理”话语合法性的(de)(de)理论基础，服务党和人民是“一体化管理”的根本使命。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zhèngzhì)方向(fāngxiàng)前进，而政治的核心在(zài)于权力，权力的核心在于民意，要确保“一体化管理”有效落实，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做到“人民有所(suǒ)呼、改革有所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hǎo)想法好建议(jiànyì)，积极回应网民关切”。互联网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新的实践场域和技术支持，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成为(chéngwéi)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建立有效的政务网络平台，能够快速收集社情民意并应用于科学决策，让网络舆论所反映出的社情民意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推力；“互联网+群众路线”下党群关系的“主体间性(jiānxìng)”特征，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为实现新闻媒体、平台企业、社会(shèhuì)组织、用户个人等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夯实合作基石[34][35]。此外(cǐwài)，新闻媒体也应把握平台、载体、导向(dǎoxiàng)等多方面的平衡，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在“大舆论场”中发挥正向引导作用[36]。一个鲜活的例子是，2022年4月15日(rì)至5月16日，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gōngzuò)开展网络征求意见，鼓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学习(xuéxí)强国”学习平台提出意见建议。活动前后，主流媒体开展了全过程全方位的广泛宣传，网民热烈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各平台征求意见页面总阅读量达6.6亿次(yìcì)，收集各类留言超过854.2万条，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shēngdòng)注脚。 第二，以媒介技术变革为动能，推动管理(guǎnlǐ)制度创新(chuàngxīn)。《决定》指出：“坚持守正(shǒuzhèng)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zài)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gè)方面创新。”守正创新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sīxiǎng)方法，创新是大势所趋，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体化(yītǐhuà)管理”的核心要义，关于“怎样守正创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zǒngshūjì)强调，“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gǎi)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充分激发信息技术在新闻(xīnwén)传播领域的潜力(qiánlì)，党和政府(zhèngfǔ)制定了媒介融合相关政策，推动党的新闻事业深度融入国家(guójiā)信息化(xìnxīhuà)建设和社会治理进程，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文件，旨在建立与新闻舆论工作相适应的规制(guīzhì)框架，激发传媒业的核心竞争力[37]。对于(duìyú)“一体化管理”而言(éryán)，技术驱动(qūdòng)的制度创新同样是第一要务，一方面，用科学化、制度化的网络舆情预防疏导机制代替“应激式”“运动式”管理传统，用“引领型、混合型”政府工具(gōngjù)代替“强制型”工具，政府内部职能部门应结合具体情境厘清权责边界、达成理念共识，同时加快落实配套性的供给侧改革措施，支持外部主体（如媒体机构、企业等）探索更有效的协同模式[38]；另一方面，优化(yōuhuà)中国特色的“代理式”监管(jiānguǎn)策略[39]，利用超级(chāojí)平台企业提供(tígōng)的技术、数据和服务驱动国家数字化转型，建立人工智能驱动的舆情监测和分析平台，实时追踪新闻传播效果和网络舆情走势，分析了解受众需求和传播效果，通过新闻宣传的及时补位和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避免舆论真空和失控。 第三(dìsān)，以自主(zìzhǔ)知识生产为引领，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党的(de)(de)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zérènzhì)的重要方面(fāngmiàn)，而知识体系中的理论观念(guānniàn)必须依据一定的中介手段转化为实践观念，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力量和影响。“一体化管理”立足“一体多元(duōyuán)”网络治理模式的要求，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践目标，已有不少学者就不同社会主体的参与形式提出建议，如鼓励公众自主甄别信息、运用技术手段优化内容过滤(guòlǜ)、建立平台间(jiān)的合作机制等[40]。这些建议建立在(zài)这样一种现实基础上：随着(suízhe)媒介生态变革，以往的新闻专业知识常识化，职业新闻主体之外的多种社会主体成为新闻知识体系的运用者、呈现者，在新闻传播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但想要确保各方面新闻生产活动能在“同心圆”结构中运转起来，更关键的是控制主体（即负责新闻领导(lǐngdǎo)和管理活动的主体）对新闻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并关系到不同主体间认知共识(gòngshí)的建立[41]。这样一种认知成果实际上是对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提出要求，比如中国语境下(xià)的“协同治理”不同于西方(xīfāng)以博弈论(bóyìlùn)、多中心治理等为基础的概念，它提倡“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党政(dǎngzhèng)一体化机制，这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政党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在“国家与社会”这组关系中的角色[42]，也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底层逻辑相契。以此为逻辑起点、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dǎoxiàng)开展新闻学研究，才能构建有指导意义(zhǐdǎoyìyì)的知识结构(zhīshíjiégòu)，促进科学的制度建设。 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yúlùn)(yúlùn)一体化管理，是(shì)(shì)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新要求，为进一步全(quán)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党的“十四五”规划指出，新闻传播既是事业又是产业，既是阵地又是市场，既要宣传理论又要治理舆论，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guānniàn)，坚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才能促进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实现文化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43]。在(zài)改革思路上，“一体化管理”以系统观念为核心指导，突出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通过传统媒体(méitǐ)领域和新兴媒体领域在管理机制(guǎnlǐjīzhì)上的深度融合，形成从内容生产到(dào)舆论治理的全链条、全流程管理模式，为应对网络舆论场复杂生态、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提供支持。 “一体化管理”是“党管(dǎngguǎn)媒体”原则在当前外部环境变局下的(de)重要适应性举措(jǔcuò)。“党管媒体”是中(zhōng)国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公意的前提，随着互联网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阵地，一方面，“党管媒体”的客体和主体范畴不断扩大，管理主体不局限于党和政府宣传部门(xuānchuánbùmén)，所指对象也不仅仅是由党直接掌握的媒体；另一方面，传统的新闻舆论主客体界限逐渐模糊，并在新媒体传播的动态过程中互相转化和融合，此时“一体”是具有综合性思维、囊括(nángkuò)多元主体的“一体”。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的，“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dòngyuán)各条战线各个部门(gègèbùmén)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gèngjiā)紧密地结合起来”。应当发挥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的协调合作(hézuò)优势，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rénmín)群众共同“办（管）”好所有从事(cóngshì)新闻信息(xìnxī)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主体，实现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补充[44]。 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于“一体化管理”要“管什么”、“怎么(zěnme)管”问题的回答始终需要更新和调整。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过程中，应当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探索新闻舆论工作新方法、新手段；学界也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逻辑(luójí)起点(qǐdiǎn)、以国家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本土经验为原材料(yuáncáiliào)，通过知识生产、知识体系(tǐxì)构建提供(tígōng)学术价值，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shèhuìzhǔyì)文化制度更加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文化治理(zhìlǐ)效能进一步提升。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qīngnián)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zhōng)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机制与方法研究”（批准号：21CXW001）、深圳大学科研启动经费(jīngfèi)课题“主流(zhǔliú)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研究”成果】 ①需要指出的(de)(de)是，如今学界在讨论“舆论”时，基本默认(mòrèn)是指以互联网为表达渠道的“网络舆论”，但事实上(shìshíshàng)，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直到2015年底才超过50%，具备表达多数人意见的数量基础；这些网络言论内部也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共识（所谓“公意(gōngyì)”）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因此本文所说的“网络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理性概念(gàiniàn)，而是以现象和(hé)问题为导向的广义概念。 [1]中共中央(zhōnggòngzhōngyāng)关于(guānyú)进一步(jìnyíbù)全面(quánmiàn)深化改革(shēnhuàgǎig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2025-01-25].http://www.news.cn/politics/20240721/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c.html. [2]周净泓.构建安全平衡发展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tǐxì)[J].青年记者(jìzhě)，2021(04):105-106. [3]郭全中，李黎.网络(wǎngluò)综合治理体系：概念沿革、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lùjìng)[J].传媒观察，2023(07):104-111. [4]张居永(zhāngjūyǒng).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策略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jiàoyù)，2021(09):81-84. [5]叶俊.重塑(zhòngsù)舆论中心：媒体融合在舆论引导中的运用与创新(chuàngxīn)[J].新闻爱好者，2023(06):21-26. [6]杨保军，樊攀.多元主体协同：全媒体传播体系升级的主导(zhǔdǎo)方向[J].传媒(chuánméi)观察，2024(01):57-67. [7]罗昕，张瑾杰.全媒体(méitǐ)传播(chuánbō)体系的基本内涵、评价标准与建设路径[J].中国编辑，2023(10):30-36+53. [8]习近平(xíjìnpíng)对(duì)宣传思想文化(wénhuà)工作作出重要(zhòngyào)指示[EB/OL].(2023-10-08)[2025-01-25].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10/08/c_1129904890.htm. [9]韩喜平，杨羽川.新时代宣传思想(sīxiǎng)文化工作的(de)科学指南：学习(xuéxí)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J].思想理论教育，2023(11):4-10. [10]杨志超.全媒体时代推进网络(wǎngluò)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论析[J].思想战线(sīxiǎngzhànxiàn)，2024,50(3):112-119. [11]梅琼林，郭万盛.中国新闻传播对宣传之偏重(piānzhòng)的文化探源(tànyuán)[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bǎn))，2007(01):88-94. [12]叶俊.新闻宣传概念的历史(lìshǐ)及其终结[J].全球传媒(chuánméi)学刊，2016,3(4):97-109. [13]秦绍德(qínshàodé).新闻舆论(yúlùn)工作核心概念刍论[J].新闻大学，2021(12):1-10+120. [14]董天策，陈彦蓉，石钰婧.中国共产党(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核心理念(héxīnlǐniàn)创新的百年进程：基于观念史(shǐ)的视角[J].当代传播，2021(06):4-11+24. [15]樊亚平，刘静.舆论(yúlùn)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shèhuìkēxué)版(bǎn))，2011,39(4):6-13. [16]杨保军.当前(dāngqián)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及其(jíqí)基本关系[J].新闻大学(dàxué)，2017(04):18-25+40+146. [17]虞鑫，刘钊宁.从公共性到人民性：媒体(méitǐ)的两种不同公意形成之路[J].当代(dāngdài)传播，2023(01):37-43. [18]黄浩宇，方兴东，王奔.中国网络舆论(yúlùn)30年：从内容驱动走向数据驱动[J].传媒观察(guānchá)，2023(10):34-40. [19]郭淼，杨济遥.倒置的传导：反向(fǎnxiàng)议程设置(shèzhì)视角下被遮蔽的舆论沟：以唐山打人事件(shìjiàn)为例[J].新闻界，2023(10):52-63. [20]奉盛岚.“两个舆论(yúlùn)场”的溯源、发展与当代意义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dǎokān)，2023,14(22):83-85. [21]周葆华.社会化媒体(méitǐ)时代的舆论研究:概念、议题(yìtí)与创新[J].南京社会科学，2014(01):115-122. [22]陈力丹，林羽丰.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xíngtài)[J].社会科学(shèhuìkēxué)战线，2015(11):174-179. [23] 全燕.“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de)信任异化现象研究[J].南京(nánjīng)社会科学，2017(07):112-119. [24]谢金林.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在机理(jīlǐ)及其治理研究——以网络政治(zhèngzhì)舆论为分析视角[J].上海(shànghǎi)行政学院学报，2013,14(4):90-101. [25] 靖鸣，白龙.智媒时代网络舆论(yúlùn)生态的核心内涵、问题与破解之道(zhīdào)[J].青年记者，2022(18):20-23. [26]张志安(zhāngzhìān)，吴涛.国家(guójiā)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治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zhéxué)社会科学版)，2015,36(5):73-77+2. [27]虞鑫，兰旻(lánmín).媒介治理(zhìlǐ)：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媒介角色——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yǔ)政治[J].当代传播，2020(06):34-38. [29]张志安，冉桢.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zhìlǐ)：路径(lùjìng)、效果与特征[J].新闻与写作，2022(05):57-69. [30]蔡礼强(càilǐqiáng)，张晓彤.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xiàndàihuà)：功能定位与实现方式[J].中国行政(xíngzhèng)管理，2023,39(10):14-20. [31]朱清河.中国共产党(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党管媒体”的历史回溯与(yǔ)未来展望[J].青年记者，2021(12):14-17. [32]陈昌凤，杨依军(yángyījūn).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chuánméidàxué)学报(xuébào))，2015,37(11):26-33. [33]方兴东，何可，钟祥铭，等.中国(zhōngguó)网络治理30年：“一体多元(duōyuán)模式”的(de)演进历程与规律启示[J].传媒观察，2023(09):54-65. [34]杨畅(yángchàng).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是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路径(lùjìng)：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重要论述[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shèhuìkēxué)学报，2022,51(6):26-31. [35]邓岩(dèngyán).“互联网+群众路线(qúnzhònglùxiàn)”的内涵与践行进路：以社会资本(zīběn)为分析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23(05):132-140. [36]翟梦杰.大舆论场视域下(xià)网络新闻评论如何引导舆论[J].青年记者(jìzhě)，2023(21):73-75. [37]王仕勇.论新时代(shídài)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创新发展：逻辑理路、实践路径和基本特征[J].新闻与(yǔ)传播研究(yánjiū)，2024,31(9):19-31+126. [38]任昌辉，巢乃鹏(cháonǎipéng).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综合治理创新(chuàngxīn)路径研究：基于(jīyú)治理工具论的分析视角[J].电子政务，2021(06):40-51. [39]李小宇(lǐxiǎoyǔ).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策略结构与演化(yǎnhuà)研究[J].情报科学，2014,32(6):24-29. [40]孙萍，刘瑞生(liúruìshēng).网络生态视角下社交(shèjiāo)媒体的内容(nèiróng)管理探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2):50-53. [41]杨保军.当代中国(zhōngguó)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de)实践呈现方式[J].编辑之友，2024(08):5-13. [42]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guójiā)与(yǔ)社会关系范畴的(de)反思与重构[J].探索与争鸣，2019(08):85-100+198. [4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yìnfā)《“十四五(shísìwǔ)”文化(wénhuà)发展(fāzhǎn)规划(guīhuà)》[EB/OL].(2022-08-16)[2025-01-28].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44]朱鸿军(zhūhóngjūn)，王涛.全党办媒体：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xiàquán)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适配理论探索[J].新闻大学(dàxué)，2024(08):43-54+119. 陶天野，虞鑫(yúxīn).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yúlùn)一体化管理：政策定位、概念(gàiniàn)内涵和实践路径[J].青年记者，2025(04):13-20.